滞胀格局下的全球变局与中国经济走势

今天的中国经济比较乐观，内部的增长动力会强化，政策依然会延续宽松的基调，过去有些过头的行业调控政策，现在也在回头和走向正常化。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市场没有风险。相对而言，我们比较看好股市和汇率，债市和房市还是要提防其中的高风险因素。

演讲：著名经济学家、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张明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整理：中外管理传媒 庄文静

（根据张明在第30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上的演讲精编）

三重不确定性叠加形成滞胀格局，如何理解全球变化？

如何看待当前的全球格局？建议大家从三重不确定性叠加形成的滞胀格局进行分析。

第一个不确定性，是新冠疫情的中长期影响。

三年的新冠疫情已经过去，各国对新冠的防控措施已经解除，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消失，但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、产业链的影响才刚刚开始。

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，很多发达国家意识到对全球单一产业的过度依赖具有风险，所以他们都在做一件事，疫情之后都在找中国之外的替代产品，或能让产业链更靠近本国的终端市场。可以说，全球产业链正在变成区域产业链，这一趋势对中国、对全球都有很大的影响。当前全球通胀压力上升，在一定程度上与全球生产网络的裂变有关。

自2001年中国入世，到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前，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重要地位。2000年前，全球有三个供应链的核心，分别是德国、日本和美国。2017年时，中国已经成为在全球产业链上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中枢节点。我们完整地享受到全球产业链攀升带来的红利，但这一切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面临新的不确定性。

未来，全球都会寻找新的节点，比如印尼、墨西哥，这对中国企业来讲是挑战。同时，产业链的变化对于通货膨胀和全球增长都会有负面影响。

第二个不确定性，是当前发达国家通货膨胀和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。

尽管之前加息已经引发了国际银行业的动荡，但由于当前的通胀具有很强的粘性，短期内不会很快下来，预计美联储还可能加息1-2次，每次25个基点，后续的加息会对经济增长和全球稳定产生影响。

以美国为例，其通胀从何而来？最重要就是需求拉动。新冠疫情后，美国政府实施了前所未有的扩张财政和扩张货币政策。美国的财政赤字占美国GDP的15%（中国的财政赤字占GDP 3.6%），远远超过2009年次贷危机之后的10%。美国的货币政策也是一样，2009年次贷危机之前有1万亿，此后6年做了三轮量化宽松推高到1.5万亿，之后到了4万亿。从2020年初到2022年中，美联储通过扩张政策将总资产从4万亿推高到9万亿，这个基础货币的释放力度前所未有，这一定会使美国经济在疫情之后快速复苏。

如何判断美国经济是否复苏？可以看两个维度：

第一个维度，看劳动力市场。新冠疫情前，美国失业率约3.6%，疫情后的失业率是2020年4月最高，达到了15%（次贷危机后为10%），但今年1月就已降到3.4%，是过去几十年失业率的最低点。因此，由于劳动力供不应求，工资上涨压力加大，一旦工资开始全面上涨，通胀就会袭来。

另一个维度，看通货膨胀。很长时间以来，美联储货币基金的目标就是把平均CPI维持在2%左右。从2021年下半年起，美国CPI有一个陡峭的上行，2022年6月达到最高峰9%，今年2月依然是6%。因此，这就会倒逼美联储不断收紧货币政策，包括加息和缩表。

第三个不确定性，是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的全球性，并且处于高发期。

比如，俄乌冲突、中美关系、台海问题等影响都显现了出来。近来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，中国和法国发表联合声明，是非常好的迹象，代表发达国家并不是铁板一块。因此，未来的地缘政治冲突会怎么演进，就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。

特别是，俄乌冲突对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较大。俄罗斯的出口几乎覆盖所有大宗商品，比如有色金属、原油；而乌克兰主要出口农产品。因此，全球总指数和各类指数都有明显上升，这为大宗商品进口国带来不小的输入性压力。

三个不确定性综合起来看可以得到一个结论：全球陷入了新一轮的滞胀，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。全球经济可能由“长期性停滞”格局走向“滞胀”格局。所谓滞胀，就是经济停滞+通货膨胀。

那么，经济停滞从何而来？三年的疫情，致使发达国家央行加息和缩表，全球产业链向区域产业链裂变，都导致了经济增速下降。

通胀又从何而来？疫情之后发达国家极其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，俄乌冲突对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的抬升，全球产业链向区域裂变都会导致通胀上行。

滞胀的格局，无论是政府还是投资者都不愿意面对，因为光靠财政货币政策走不出滞胀，对投资者来讲，想找到能跑过通胀的资产比较困难。

为什么美国CPI不会太快回落？

据我判断，美国的CPI不会太快回落，可能较长时间会保持在3%或4%以上，原因有三个。

第一，从美国通胀的迹象来看，其制造体价格已经下降，现在上涨较快的全是服务。和商品相比，服务的价格有粘性，一旦涨上去短期内就很难下降。

第二，目前美国物价上涨中很大一块是房租，且价格水平依然处于高位。

第三，美国物价上涨背后反映了美国劳动力工资的上升，而工资上升和失业率的下行密切相关。

因此，未来半年美国的CPI同比增速很难回落到3%以下，这也意味着美联储不得不继续加息和缩表。

迄今为止，三大发达国家央行货币政策紧缩。从2022年3月开始，美联储开始加息，到现在进行了9次，累计475个基点；欧洲从2022年7月开始加息，累计加息6次，达350个基点。对比美国，欧洲加息晚、频次低、幅度低，这就是2022年美元兑换欧元有显著升值的重要原因。再看英国，从2021年底就开始加息，到今年3月份已加息11次，基本利率是4.2%，但累计加息幅度仍不如美国。

由于本轮通胀很难缓解，尽管硅谷银行暴雷，但为了赢得明年大选，为了维持央行声誉，这次为了稳定物价和稳定金融市场，美联储很可能会进行加息。

但加息也会有负作用。2022年加息导致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爆发危机。比如斯里兰卡、巴基斯坦、黎巴嫩、土耳其、阿根廷、赞比亚，都出现了资本外流、汇率贬值、外债负担加剧、经济下行等现象。

硅谷暴雷，为何美国要施救？

从今年3月硅谷银行事件爆发后，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开始成为最近危机的主角。大家知道美国硅谷银行、黎巴嫩银行破产倒闭，美国第一共和银行摇摇欲坠，瑞信银行被瑞银收购，为什么硅谷银行会爆雷？

原因在于，硅谷银行是一个商业银行+投资银行的组合，负债方主要是科创企业的存款，资产方只有30%放贷，剩下70%主要是购买固定收益债权，比如美国的国债和机构债。上一轮美国科创投资的浪潮结束，很多科创企业新入资比较困难，只能花过去的钱。因此，硅谷银行的负债方开始流失，它需要变卖掉存款方的资产来应对储户的提款。由于美联储过去一年加息了9次，累计475个基点，利率急剧上行，这就导致债权面临严重亏损。

如果不卖债权的话，就不用披露亏损，但因为科创企业开始要用钱，就卖了100多亿美元债权，亏了18亿美元，这就引发了市场联想：你还有1000多亿美元的债没卖掉，于是储户就开始挤兑，且全是大科技企业，挤兑速度很快，硅谷银行迅速倒下。这一事件一方面与其经营行为有关，还与所投的美国债权有关。

硅谷银行破产，美国政府反应非常及时，仅用一个周末就决定由财政部、美联储、存款保险公司三者联合起来，对硅谷银行所有境内储户的存款实施全额保障，并突破了28万亿美元的上限。

那么，为什么美国会这样救硅谷银行？

其中一个原因是防止危机蔓延。因为美国有几千家中小银行，他们在过去这个周期都买了很多债，怕引发系统性风险；第二个原因，硅谷银行有特殊性。它是美国硅谷模式的核心参与者，搞投贷联动，如果硅谷银行破产，美国的科创体系会遭遇重大打击，这是美国的核心竞争力，美国政府不允许它出事。

因此，硅谷银行引发的动荡很有限，但值得一提的是，它保证的是储户安全，并不包括股东和债权人。所以，有一家瑞典的养老金，在这次硅谷银行破产过程中遭遇了重大损失。

再看欧洲，有段时间他们实施了负利率，负利率的长期资产据说有18万亿美元，这部分资产现在到期的只有一小部分，持有这么多负利率资产的金融机构，在利率上行时肯定有巨大亏损，只是没有暴露出来而已。比如全球重要的保险公司和养老金一定有巨额浮亏。

现实是，短期内爆发像2008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很低，毕竟硅谷银行不是雷曼兄弟。但是金融风险还得陆续释放，市场动荡还没有完全结束。

全球重要资产走势预判

美股的下跌和调整，还远没有结束。相比之下，纳斯达克指数下调比较充分。2022年美国高科技巨头股票下跌约40%，传统板块道琼斯指数至今调整幅度有限，还未充分消化市场震荡。今年美股波动性依然很强，要防止其较大的下跌。

以油价为例，俄乌冲突后油价最高上涨到130美元/桶，现在约80美元/桶。而未来的油价，会在振荡中下行。今年全球经济会往下走，无论是美国、欧洲还是英国都不例外，而中国经济会向上。但全球需求会下降，地缘政治冲突依然会导致油价振荡，会打压油价。

另外，黄金价格最近突破了2000美元/盎司。我们看好黄金，最重要的就是俄乌冲突之后，美国冻结了俄罗斯的外汇储备，使得美国国债不再被认为是全球最安全的市场，其他国家要避险，官方投资者也开始增持黄金，以致黄金升值较快。而一旦回落到1700-1800美元/盎司，黄金是具备配置空间的。

再看美国国债，新冠疫情之后一度降到0.5%，过去两年陡升，最近略有回落，在3.5%-4.0%之间波动。而这个指标未来的走向，就要看美联储的加息节奏了。如果今年上半年美联储还有一到两次加息，那么美国的长期利率依然会在高位，即3.5%-4.0%，依然会打压全球金融资产。如果下半年美联储加息结束，这个指标可能会回落到3%左右。另外，美元指数一度上升到115左右，最近回落到约105，如果美联储加息结束且向市场释放信号后，该指标可能明显回落，掉到100以下。

简而言之，全球宏观经济的三个不确定性叠加形成了滞胀压力，而全球金融市场最核心的风向标，依然是美联储未来货币政策的方向。

2023年中国GDP增速或将为5.5%

目光回到国内，再看看中国的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情况。

当前，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比较疲弱，最主要原因是疫情期间，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，内部引擎都较疲软，；而外部引擎很强劲，就是出口。

从去年年底开始，出口增速开始下行。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完全取决于消费和投资能回复到多少。中国的GDP增速在2012-2019年间，总体在不断下行，从12%的增速降到6%。背后主要是两个原因：一是人口结构变化。中国人口结构在2010年出现一个拐点，工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峰，之后开始下行，这也导致潜在增速下行；二是中国经济主要增长动力从投资变成消费，从制造业变为服务业，也导致了潜在增速下行，以及疫情的影响。2020年表现为前低后高，2021年是前高后低，2022年二季度因珠三角、长三角疫情较重表现最差。

那么，今年会怎样？今年两会提出目标是增速5.0%，我们判断增长会到5.5%。从季度来讲，今年中国经济会呈“N”字形，二季度会最高。今年的宏观政策依然要维持宽松的基调，否则难以实现5.5%的目标。

那么，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如何？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——消费、投资、出口，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波动较大。去年二季度，消费的贡献是负值，投资贡献几乎等于零，全靠出口的正增长。去年四季度，在消费几乎为零的情况下，为什么会反弹？因为年底放开了管控，增长全靠投资，投资里面全靠基建投资。去年的中国经济能够稳住，关键靠基建投资下半年的发力。

为什么全面放开，消费仍然持续低迷？

当前，我们的“社会消费品零售额”的增速依然疲弱。疫情之后消费有三次负增长，第一次是2020年上半年疫情刚爆发时，后两次是去年二季度和四季度。尽管今年一、二月消费由负转正，但依然低迷。

一方面，抗疫政策压缩了接触性服务消费，另一方面是疫情重创了城乡居民的收入，重创了中国消费者的信心。

去年4月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发生了断崖式下跌。在去年3月时还有120，4月跌到90以下。老百姓一方面收入缩水，一方面预期转弱，自然会压缩消费。先压缩的不是日常需要的必选消费品，最可能压缩的就是“可选消费品”、滥用品，比如手机不换了，汽车不买了，住房不改善了。当然，疫情防控一定会反弹，但能否很快反弹回来还不确定。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恢复之前，在老百姓预期明显复苏之前，消费的复苏必然比较缓慢。

再看投资领域。中国有三个投资很重要：制造业、基建、房地产。去年，整个投资是温和回落，其中房地产投资回落最高，全年负10%，制造业也在回落。去年下半年，只有基建有明显反弹。但今年地产投资能否回暖并由负转正，我认为不要期望太高，仍有不确定性。

制造业与服务业指数，在今年1、2月均有显著反弹，国内市场导向的制造业投资可能会反弹。另外，去年下午年基建投资已经较高，今年能稳住就不错。因此，今年整个投资情况和去年持平或略高一点而已。

再看进出口领域。疫情三年间，中国的出口极好，贸易顺差创历史新高，进出口对经济的贡献非常大。但从去年年底就开始下行，已经连续出现出口负增长。

为什么疫情期间出口好？原因一，全球医疗物资、医疗设备、远程办公设备需求激增；原因二，中国疫情早于全球爆发，全球疫情爆发时，中国企业已复工复产。目前由于全球疫情终结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已复工复产，我们的短期优势消失。今年的出口会回到疫情前时正时负的正常化增长状态，可能会有个位数的增长。

因此，今年消费会向上、投资会持平、出口会有回落。由于消费的占比更高，导致增长有比较明显的反弹，超过5%的增速不是问题。

2023年的物价如何？

谈到消费，不能不谈物价。

当前物价总体比较低迷。中国2月份CPI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值）只有1.0%（原为3%）。为什么会下行？源于猪肉价格和粮食价格的下行。在中国CPI的篮子里，粮食的占比依然很高，粮食里面猪肉的占比最高。而从过去几个月看，猪肉价格达峰之后明显下行，会压低粮食价格和CPI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今年的物价随着国内消费的回暖，CPI会逐渐抬升。同时，今年全球CPI大概会在2-3%左右，下半年会更高。

另外，PPI（生产者价格指数）自去年陡然下降，经历了从10%以上降到负增长。数据显示，工业企业的收入端价格下降，且下降速度明显快于成本端，因此利润空间就会压缩。所以，现在工业企业的日子很难过，利润收窄使PPI下行较快。我判断，下半年可能会由负转正到1%上下。而这些现实，不会影响央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。

再看看劳动力市场。中国的就业情况，目前总体比较稳定，失业率维持在5.5%左右。其中，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非常大。目前，16-24岁群体的失业率在18%左右，未来一个季度可能会上升到25%左右。

未来一段时间，中国经济的增长还面临两个中长期压力。

第一个压力，三年疫情留下的疤痕效应。这体现在三个方面：第一，影响家庭和企业的风险承担意愿，当前家庭和企业都不愿意去加杠杆；第二，金融机构和企业资产负债表面临冲击，金融风险上升，这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偏中长期；第三，冲击企业资产负债表，可能会影响下一步的企业运营和投资决策。同时，对于中低收入家庭的冲击最大，他们的反映是降低未来对子女教育的投入或生育计划，而这尤其让人担心。

另外，人口结构的趋势性转变是一个重要的拐点。

2010年，是中国工作年龄人口达到顶峰之年，而2022年是中国人口总量达到顶峰之年。根据国际经验，在工作人口达峰之后到总人口达峰之前，人口结构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更多来自供给侧，即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冲击。但总人口达峰后，冲击则越来越多地来自需求侧。需求侧经常面临需求不足的情况，更多家庭遭遇冲击，疤痕效应和人口拐点使得经济增长进一步下降。

因此，这需要短期内通过宏观政策来稳增长，中期内通过改革开放来提振增长速度，未来中国宏观政策中心，应该由保市场主体部分转向保中低收入家庭。

再看看财政政策。去年下半年，我国的财政政策非常好地稳住了基建投资，最重要的是7400亿的政策性金融开发工具，是由国开行和农发行提供的资金融资，可以作为地方政府项目50%的资本金。现在，可以做地方政府项目资本金的融资渠道太少。

今年两会释放了几个重要指标：中央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由2.8%提到3%，地方债的规模由3.65万亿提高到3.8万亿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今年一季度地方债又创了历史新高，总体来讲今年和去年相比是连续扩张的基调，我们希望政策性开发金融工具能够继续使用。

在货币政策方面，去年两次降准、多次降息，今年还能看到新的降息，至于会不会降准不好说，因为部分金融机构准备金率已经降到5%左右，进一步降准的空间不大。

2023年国内资产价格走势如何？

相比之下，我们更看好今年的股市和下半年人民币汇率，不太看好债权市场和房地产市场。为什么？

全球的经济格局今年是东升西降。今年的欧美会往下走，美国下半年有可能会陷入衰退。中国去年是3%，今年会到5%以上，整个增长就是这个趋势。相对中国的金融市场今年会比较稳定。从资本流动来看，可能下半年会面临更多的北上资金的流入。

经过过去几年痛苦的调整，中国很多优秀企业，特别是行业的龙头企业，它们的估值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，当然这几年被热炒的几个板块除外。综合这些指标，我特别看好今年下半年的股市。我认为，股市上有一个板块需要重视，就是“专精特新”小巨人企业。目前，中国股市中上市的专精特新企业大概有600家，占整个上市公司的7%。因为它符合未来产业竞争的方向，特别是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，他们值得重视。

再看中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，目前在2.7-2.8%左右徘徊。国债收益率在疫情之后处于下行，去年下半年利率才开始上行。当时，有很多理财、债权基金被爆仓。

那么，今年利率怎么走？

我认为短期内既上不去也下不来。为什么利率下不来？美国的利率还在3.5%，我们再往下走汇率会出问题，因此利率更可能在当前水平徘徊。同时，我们还要高度重视信用债的违约，尽管今年经济总体向好，但是三年的持续冲击，还是让一些单位机构不堪重负，需要小心以下群体信用债违约现象，比如中小房地产开发商、三四线城市的投融资平台、一些中小金融机构，包括城乡农商行，未来都可能成为下一波信用违约的焦点。

再看看汇率。去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有较大贬值，但是相比欧元、日元、英镑，我们对美元的贬值程度比较低。那今年汇率怎么走？上半年在美联储停止加息之前，依然是双向波动，大概在6.6-6.9%左右。如果美联储停止加息，美元指数回落以后，在下半年不排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明显升值的可能，比如年底升到6.4-6.5%便不足为奇。

中国房地产，稳中有升

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发生了结构性变化，过去的巨额收益一去不返，但是并不代表整个房地产都没有投资的价值。中国的房地产市场，未来会有两个重要分化，一个是城市之间房价的分化，一个是开发商内部的分化。

为什么城市间房价会分化？

由于中美博弈，外需难以期待，就要激活内需；而激活内需就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，就要打破市场分割，让要素充分流动；而要素充分流动，必然导致要素聚集。所以说，各类要素都会向一些核心区域汇聚，比如大湾区、长三角、京津冀、中部三角和西部三角。

总而言之，中国房地产暴利时代过去了，区域之间会分化。以上这五大区域的房地产表现，会好于其他区域，因为他们有大量年轻劳动力流入，同时本身有很多优质公共资源，包括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。这类城市的房地产相对来说表现会很好，其他地方则不好说。

什么是开发商内部的分化？

目前，中部还有几万家房地产开发商，市场集中度很低。未来大量的中小开发商都会消失，要么死掉、要么转型，中国会发生更多的头部化。最近，很多政策放松都指向一个目标，就是优质头部的房企。房地产行业销售集中度尽管曾显著下调，但重新上升是大势所趋，就是集中到“头部优质房企”。中国的开发商，未来的行业集中度会明显上升。如果未来大家还要买房的话，就记住四点：核心城市、核心区域、大开发商、中小户型，这些要素有助于提高房产的流动性。

总而言之，今天的中国经济比较乐观，内部的增长动力会强化，政策依然会延续宽松的基调，过去有些过头的行业调控政策，现在也在回头和走向正常化。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市场没有风险。相对而言，我们比较看好股市和汇率，债市和房市还是要提防其中的高风险因素。

问答环节

问：人民币在国际货币的篮子中，近一两年的表现如何？占比是多少？

张明：2009年，中国央行开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。国际货币有三大职能：第一是用于国际结算，第二是用于外汇交易，第三是用于储备货币。

目前，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，占比在2%左右。美元做国际结算大概是40%左右，美元做外汇交易大概是40%，美元做储备货币接近60%。

从这个角度来讲，虽然我们国际化取得了一定进展，但是距离美元、欧元还有很大差距，距离日元和英镑也还有一定差距。最近，市场流行一种观点，说各国都在去美元化，那是言过其实。

中国和巴西、中国和法国之间，开始考虑在双边贸易中，用人民币结算。但是请注意，是考虑可以用它做尝试，而不是说全部用人民币结算。我们的很多社交媒体，把它误解为全部用人民币结算，这是错误的。货币地位的变迁，要远远滞后于经济地位的变迁。美元超过英镑成为全球第一货币，距离美国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国，整整滞后了五十年。

所以说，不要期望短期内人民币战略会有根本性的变化。如果十年之后占比能超过日元和英镑，成为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第三大国际货币，就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，我们任重道远。

问：在当前经济形势下，传统制造业和行业适合做重资产投入吗？

张明：要小心。而且，要具体看是什么行业。目前，中国很多传统行业都面临产能过剩。其中，新兴的制造业值得投入，比如说像数字化、工业4.0以及智能制造，这块是缺少的。除非在传统行业里能找到具体的细分领域，总量来讲再做重资产投入风险比较高，需要慎重。

问：很多制造业的企业家，普遍有一种感受，就是经济学家的分析和企业感受到的内外部环境，有很大反差，您如何解读？

张明：宏观的数据和微观的感受之间有些反差，主要是两个原因。

第一，说明微观主体自发修复还没有完成，微观主体自身增长动力，目前还比较薄弱。

比如，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比较弱，另外一方面政府主导的一些领域，比如去年下半年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在迅猛发力。

第二，民营企业普遍感知比较差，投资意愿不强。国有企业在过去这些年，总体来讲经营比较稳定，他们又比较听话，在经济下行期贡献较大。经济的下一个复苏，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民营经济的复苏。比如，要解决目前年轻人的就业问题，离开了民营企业肯定不行，因为民营企业解决了中国80%就业。下一步中国经济能不能进一步回暖，关键看民营企业家有没有改善，投资意愿有没有增强。

问：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，有去中国化、与中国脱钩的倾向。这对中国未来的三五年，对中国企业是否将产生较大影响？如何应对？

张明：我要讲两个方面：

一个方面，要看到现实。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，我们开始挑战传统的秩序。目前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我们的确是在打压，尤其是高科技领域。现在对我们的打压和管制很多，比如芯片等很多高新技术的问题，这必然会降低国内技术进步的速度，会对很多企业产生不好的影响。就像华为去年的盈利与前两年相比明显下滑。

另一方面，不要忘记任何时候都要发挥主观能动性，很多时候需要争取。无论是中国政府也好，还是中国企业也好，还是要打开自己的视野，不要因为外部的扼制，就主动脱离全球化，这绝对不行。

因为过去40年，我们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，有巨大的后发优势和成本优势。美国越是要甩掉我们，我们越要和美国纠缠。摔跤有一个策略叫抱摔，美国、欧洲、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等国家，他们不是铁板一块，各个群体之间都有利益冲突和博弈。在外交方面，我们要特别讲究灵活性，千万不要说要和美国搞对抗，和全球搞对抗，中国改革开放是合二为一的，没有对外的开放，国内的改革也很难真正倒逼出来。

问：作为珠三角企业，我们的大部分市场来自于外需，现在受冲击比较大。您怎么看待未来五年珠三角的经济变迁和发展潜力？

张明：我个人非常看好粤港澳大湾区。它有几个特点：一是市场化程度是国内最高的，二是目前的金融和科技发展相得益彰，珠三角有些区域已具备了硅谷的特点，未来可能会成为中国科技创新、对外发展重要的样板区域。而且，还有香港和澳门两个国际化的都市加持。

当然，珠三角也有问题，一是出口导向比较强，二是大湾区发展不平衡，这与长三角相比很明显。长三角几乎没有短版，江苏、浙江排名最靠后的城市，在其他地方都是老大，比如像宿迁、徐州体量都不小。

大湾区要发展两个特点，第一个特点要更加均衡。珠江沿海城市的发展，要带动粤北和粤西发展，最好和海南的发展结合起来。深圳是创新龙头，目前已受制于高房价，中小企业开始往其他地方迁移。因此，深圳这类城市未来要注意可能出现的产业空心化。另外，深圳是唯一开始像香港的城市，高房价逼出很多中小科创企业，导致未来科创产业后劲可能会受影响。

因此，珠三角的重点，第一是要怎么实现区域更加均衡发展，第二是不要让个别要素价格过高，阻碍了后续创新。

问：目前，国内的很多制造业受政治、外贸环境的冲击非常大。制造业在未来五年，会是怎样的趋势？制造业企业该怎么做？

张明：中国的出口导向企业，开始遭遇了一些问题。一方面，的确是美国开始对我们有些限制，我们的企业遭遇更多的出口障碍或面临更高的税收。不少企业就绕到第三方国家去，通过第三方再对美国出口，可以回避掉一些税收。

很多中国制造业企业，到越南去就是这个目的。市场是扩张的，需要把部分产品由外销转为内销，内销物流怎么样？让要素自由流动。有时我们出口的货运成本，甚至要显著低于国内货运的成本，因此配套要跟得上。

总之，一是到其他地方去生产，可以绕开发达国家壁垒，继续向他们出口；二是要实现市场由外向型变成内向型，更多的把眼光放到中西部地区。

（根据演讲内容整理，未经本人审阅）